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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有序稳定发展是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的关键支撑。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国际国内市场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劳动者就业观念与主体诉求深刻转变，以及人力资源服务行业规模化、专业化不断升级的多重因素驱动下，灵活用工已从制造业的补充性用工方式，转变为企业常态化运营的重要选择。
制造业灵活用工并非单纯的劳动力弹性配置，而是依托劳务派遣、业务外包、平台化用工等模式，系统性重构劳动关系责任链条，在企业降本增效、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业务拓展与劳动者就业增收之间形成动态平衡。随着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加速推动产业升级，制造业灵活用工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在劳动关系治理、劳动者权益保障、用工服务体系完善等领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亟需通过系统分析与制度优化，推动这一用工模式健康规范发展。
灵活用工是企业突破传统全日制、长期稳定雇佣关系，以多样化、弹性化方式实现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用工安排，主要涵盖非全日制用工、短期项目用工、劳务派遣、业务外包、人力资源外包及平台用工等具体形式，在时间安排、组织结构与法律关系上均体现出显著的灵活性。我国灵活就业的发展有着清晰的历史脉络，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灵活就业主要作为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的过渡性渠道；进入 21 世纪初，政策重心转向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与灵活就业；2014 年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战略实施后，灵活就业与网络零售、网约车、外卖配送等新业态深度融合，规模持续扩张；2020 年国务院出台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政策意见，进一步明确了灵活就业的核心形式与发展方向，灵活用工逐步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行业规模来看，我国灵活用工规模已接近 1 亿人（不含互联网平台用工），不同行业的渗透程度差异显著。建筑业凭借项目制生产特征，灵活用工占比高达 76.6%，规模达 4449.6 万人，是灵活用工依赖度最高的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灵活用工比例超过 46%，体现出数字化调度下的行业灵活性；生活服务业渗透率为 22.15%，支撑起千万级规模的灵活劳动力市场；制造业灵活用工渗透率仅14.73%，但由于行业从业基数庞大，灵活用工绝对人数已突破 1500 万人，成为全国第二大灵活用工蓄水池。
与此同时，我国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快速发展壮大，2020 年底全国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数量达 4.58 万家，年营业收入首次突破 2 万亿元，全年为 2.9 亿人次劳动者、4983 万家次用人单位提供专业服务，为灵活用工的普及提供了坚实的服务支撑。整体而言，中国灵活用工呈现出形式日益多样化、参与主体多元化、覆盖规模持续扩大的特征，同时也面临劳动关系认定模糊、社会保障覆盖不足、劳动者权益保障薄弱等制度性难题。
相较于建筑业、服务业等行业，制造业依托订单驱动生产、流水线作业、产业链条长的产业属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灵活用工发展模式。首先，制造业灵活用工需求与订单周期高度绑定，电子、光伏、汽车零部件等行业受国际市场、产品迭代、季节因素影响，呈现出明显的淡旺季波动，企业在生产旺季需要快速扩充劳动力，淡季则需缩减用工规模，灵活用工成为应对订单波动、保障生产连续性的核心手段，同时人口结构变化引发的制造业 “用工荒” 常态化，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对灵活用工的依赖。
其次，技术升级持续推动用工结构转型，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设备的广泛应用，替代了大量重复性基础普工岗位，企业对电工、钳工、数控操作工等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大幅上升，灵活用工也随之从传统普工岗位向技能型岗位延伸，技术工人以派遣、外包、项目制等方式参与生产成为新趋势。
再次，制造业灵活用工形成了多层中介化的组织体系，企业短时间内大规模招工的需求，催生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公司、地方中介组成的多层级劳动力中介网络，劳务派遣受到政策严格限制后，业务外包成为主流用工形式，中介机构在劳动力组织、调配与管理中的作用持续强化，但也导致劳动关系责任划分愈发复杂，“返费”、层层转包等行业乱象随之出现。
最后，制造业灵活用工形式不断多元化演变，从早期以劳务派遣为核心，逐步发展为劳务派遣、业务外包、学生工、小时工、日结工、共享用工、退休返聘等多种形式并存的格局，其中小时工、日结工因结算迅速、用工周期短，成为企业应对旺季临时用工的首选，学生工以顶岗实习、工学结合的形式进入企业，成为制造业劳动力补充的重要来源。
人力资源服务行业是制造业灵活用工落地的核心支撑，历经三十余年发展，逐步形成了劳务派遣、劳务外包、灵活用工平台三大核心服务模式，深度嵌入制造业用工体系。劳务派遣是我国起步较早的灵活用工服务模式，20 世纪 90 年代主要用于国企职工安置，2008 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进入快速扩张期，2013 年法律修订明确劳务派遣岗位需满足 “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 原则，且用工比例不超过 10%，行业逐步走向规范，2023 年我国派遣企业数量达 35.23 万家，同比增长 40.9%，依旧是制造业灵活用工的基础形式。劳务外包作为劳务派遣的替代模式，核心是 “包工不包料”，企业将非核心生产环节外包给专业机构，按最终交付成果结算费用，但在实际运作中，大量企业采用 “假外包、真派遣” 的模式，名义上签订外包合同，实质上仍由企业直接管理劳动者，以此规避劳务派遣的监管约束，成为行业规范发展的难点。
灵活用工平台是人力资源服务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成果，依托互联网技术实现企业与劳动者的线上精准匹配，涵盖任务发布、电子签约、薪酬结算、税务代办等全流程服务，我国灵活用工平台历经萌芽、探索、发展、合规四个发展阶段，逐步渗透到制造业用工场景中。整体来看，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为制造业提供了高效的劳动力调配与管理服务，有效满足了企业的弹性用工需求，但行业内也存在合规性不足、服务同质化严重、劳动者权益保障缺位等问题，未来将朝着数字化、专业化、规范化的方向持续转型。
制造业灵活用工的快速普及，是市场需求、成本压力、劳动者选择与制度约束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生产波动是推动灵活用工的核心动因，国际政治局势、全球市场竞争、国内政策调整等因素，导致制造业订单呈现出季节性、周期性、突发性的波动特征，企业难以通过固定用工模式消化这种波动，尽管部分企业尝试通过员工多技能培养、集团内人员调剂、调整工作时间等方式应对生产波动，但这些方式存在明显局限性，灵活用工便成为企业降低人力成本、保障生产效率的最优选择。
成本控制是企业采用灵活用工的重要考量，我国制造业企业净利润连续多年下滑，2024 年制造业 500 强净利润率仅 2.3%，企业面临极大的成本管控压力。灵活用工能够帮助企业有效规避社保成本（社保支出约占工资总额的 30%-40%），降低冗员成本与解雇补偿成本，同时制造业自动化升级进程加快，企业为应对未来人员精简需求，也更倾向于采用灵活用工模式。劳动者的自主选择也推动了灵活用工的发展，年轻劳动者更看重即时收入与工作自由度，对社保的长期保障需求较低，延迟退休政策进一步降低了年轻劳动者的参保意愿，同时灵活用工的收入随市场行情波动，部分临时工通过 “跳厂” 就业，年收入甚至高于正式工，导致企业正式工招聘难度加大，倒逼企业转向灵活用工。此外，国企受编制限制无法通过正式用工满足生产需求，女职工三期、员工大病等临时缺工场景，以及高温、粉尘、噪音等艰苦岗位留工困难等特殊情况，也都推动了灵活用工的广泛应用。
制造业灵活用工已形成多元化的形式体系，劳务派遣是行业内最普遍的灵活用工形式，按照派遣期限可分为长期派遣与短期派遣，按照薪酬结算方式可分为同工同酬派遣工与小时工，法律明确要求派遣机构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业务外包是近年来快速崛起的主流形式，企业将辅助性、波动性强的生产环节外包给专业机构，实现劳动关系与管理关系的双重剥离，按实际产出结算费用，但目前市场上多数外包服务仍为 “真派遣假外包”，外包机构仅负责提供人员，不独立承担生产管理责任。学生工包括职业院校顶岗实习学生与寒暑假务工学生，这类群体生产效率高、纪律性强、用工成本较低，是制造业旺季用工的重要补充，其工价随市场供需波动，暑假期间因供给量增加，工价会明显走低。除此之外，共享用工、退休返聘、小时工、日结工等形式也在制造业中广泛应用，共享用工主要用于企业间人员余缺调剂，疫情后逐步退潮；退休返聘能够合规降低社保成本，多用于后勤、保安等轻体力岗位；小时工、日结工则凭借结算灵活、流动性强的优势，满足企业短期临时用工需求。
当前制造业灵活用工呈现出四大鲜明新动向，一是灵活用工比例持续上升，长三角、珠三角制造业企业派遣工平均占比达三分之一，生产旺季超过三分之二，万人大厂派遣工比例甚至高达 80%，行业灵活用工规模约 4000 万人，占制造业从业人员的 31.12%，已突破法律规定的补充性定位。二是用工形式从劳务派遣向业务外包加速转型，企业为规避劳务派遣的监管约束，大规模采用业务外包模式，外包工不受岗位、比例、同工同酬的限制，用工风险由承包商承担，成为企业合规避责的主要方式。三是灵活用工从低技能普工向技能型岗位延伸，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推动电工、焊工、数控操作工等技能型人才成为灵活用工主力，垂直类技能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技能培训业务快速发展。四是劳动者权益保障压力持续加大，灵活用工人员失业风险高、再就业难度大，外包工的权益保障水平明显弱于派遣工，“假外包、真派遣” 的普遍存在进一步加剧了劳动者权益受损风险，社保覆盖不足、工伤维权困难等问题愈发突出。
制造业灵活用工的规模化发展，与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崛起深度绑定，2021 年中国灵活用工市场规模达 8944 亿元，2017 至 2021 年复合增长率为 30.5%，2023 至 2025 年制造业人力资源服务市场从 8000 亿元增长至 1.2 万亿元，其中灵活用工与外包模式占比达 7500 亿元。国家层面陆续出台多项政策，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支持高端人才引育、用工保障、专业培训、管理赋能等服务发展，为人力资源服务行业转型提供了政策支撑。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推动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从传统的派遣、外包服务，向 “人力 + 技能培训”“人力 + 数字平台”“人力 + 专项技工”“人力 + 线下共享” 等创新模式升级，专业化、数字化成为行业发展的核心方向。
我国制造业灵活用工服务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核心源于各地产业结构与监管环境的不同，深圳坪山区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别代表了创新导向与存量导向两种典型模式。深圳坪山区依托制造业快速转型、新兴产业集聚的优势，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聚焦技能工人培养与中高端技工派遣服务，形成了四大创新发展模式，“人力 + 技能培训” 模式以鸿匠人力为代表，聚焦工业机器人运维、装配电工、CNC 数控加工等领域，打造 “培训 — 就业 — 派遣” 一体化服务体系，精准对接智能制造企业的技能人才需求；“人力 + 数字平台” 模式以恒祥达为代表，搭建线上灵活用工平台，实现 AI 面试、电子签约、在线发薪、税务代办全流程数字化运作，大幅提升劳动力匹配效率；“人力 + 专项技工” 模式以凯南人力为代表，深耕焊工垂直领域，为集装箱厂、船厂等企业提供稳定的技能人才输送，形成专业化、垂直化的服务优势；“人力 + 线下共享” 模式以春海劳务为代表，依托线下门店与私域流量沉淀蓝领资源，提供多元化用工服务，覆盖中小微企业的各类用工需求。深圳模式的核心特征是业务多元化、技能化、数字化，薪资水平与利润空间较高，监管环境相对宽松，高度贴合新兴制造业的发展需求。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传统制造业集聚区，产业转型速度较慢，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主要依赖国央企、外资企业的存量业务，以合规化外包为核心服务模式。滨海概念人力代表稳定存量型模式，主要服务海油、一汽等大型企业，聚焦业务外包、灵活用工结算、应届生就业辅导等服务，合规性极强但利润率较低，外包服务费降至 5% 以下；海斯坦人力代表多元存量型模式，主要服务外资制造企业，覆盖产线外包、白领外包、新经济业务等领域，尝试探索自动化与人力资源服务融合的新模式，但受产业萎缩、社保成本上涨、税务政策调整等因素限制，业务成长空间有限。天津模式的核心特征是以外包服务为核心、合规成本高、利润空间微薄，高度依赖传统客户资源，创新动力不足，更贴合传统制造业稳定用工的需求。
整体来看，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已成为制造业灵活用工的核心供给方，深圳与天津的模式差异，本质是产业升级速度与政府监管尺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具备技能培训、数字化服务、垂直领域深耕能力的机构，将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更大优势，而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也为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制造业灵活用工与生活服务业、平台经济新业态灵活用工，既有行业共性，也存在鲜明的差异性。从共性来看，三大行业灵活用工规模均十分庞大，广泛覆盖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用工形式都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征，法定形式与非正规形式并存；灵活用工的普及都源于市场波动、成本压力、劳动者选择、制度约束等客观因素；行业利润空间普遍压缩，推动企业依赖灵活用工降低成本；劳资政三方博弈深刻影响用工模式，社保、税务监管是核心影响变量；灵活用工劳动者普遍处于权益弱势地位，低保障、高流动、低稳定性是共同特征。
从差异性来看，制造业灵活用工呈现出独特的行业属性，用工结构上，制造业形成 “核心正式工 + 边缘灵活工” 的二元结构，核心管理与技术岗位保持稳定正式用工，辅助性、波动性岗位采用灵活用工，而服务业以自雇、任意雇佣为主，新业态则实现全员灵活化。用工组织上，制造业用工供应链更长、形式更复杂，多家中介机构协同完成劳动力组织与调配，服务业用工关系相对简单，以自雇、短期雇佣为主，新业态依托平台实现劳动力即时匹配。技能层次上，制造业灵活用工覆盖从普通普工到高端技工的全技能层级，技能分层十分明显，而服务业、新业态以低技能岗位为主。需求周期上，制造业以年度、季节性长周期波动为主，服务业、新业态以周度、日内短周期波动为主。生产特征上，制造业流水线作业协作性强，生产单元不可分割，服务业劳动成果嵌入整体经营过程，新业态任务可独立分割、即时交付。规制环境上，制造业监管体系相对严格，企业多通过外包规避监管风险，服务业监管较为宽松，任意雇佣现象普遍，新业态制度界定模糊，平台用工缺乏明确规范。
制造业灵活用工在提升企业用工灵活性、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阻碍。
首先，灵活用工模式与现行劳动制度存在明显冲突，我国现行劳动制度以稳定劳动关系为核心，明确劳务派遣为补充性用工形式，但制造业灵活用工比例已远超法定限制，业务外包、日结工等模式进一步模糊劳动关系边界，导致制度设计与现实用工结构脱节，监管难度大幅提升。
其次，劳动关系治理面临全新挑战，“假外包、真派遣” 现象大量存在，用工企业、外包机构、劳动者三方的责任划分模糊不清，劳动争议、工伤维权过程中主体认定困难，而灵活用工形式持续创新，现有法律体系缺乏针对性规范，治理体系明显滞后于行业发展速度。
再次，灵活用工劳动者权益保障薄弱，多数灵活用工人员社保覆盖率低、工伤保障不足、收入稳定性差，在经济波动与企业生产调整中，灵活用工人员往往是最先被裁减的群体，失业后再就业难度极大；外包工同工不同酬现象十分突出，维权渠道不畅、流程复杂，多层中介转包还导致 “返费” 克扣、欠薪等问题频发，劳动者权益受损风险居高不下。
最后，用工服务体系与产业需求适配性不足，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带来的技能人才需求，与灵活用工技能培训体系脱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专业化能力不足，技能型人才供需匹配效率低；数字化用工平台普及度不高，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依旧突出，难以满足制造业高效用工的需求。
中长期来看，制造业灵活用工将呈现四大发展趋势，一是用工灵活化趋势长期持续，在全球产业链调整、市场需求波动、成本压力持续存在的背景下，灵活用工依旧是制造业企业优化人力配置的重要选择，劳动密集型、订单波动型行业的需求将更为旺盛。二是用工模式持续多样化，业务外包、项目制用工、技能外包、平台用工等新模式不断涌现，企业将根据生产环节特点，采用组合式用工方式，实现人力结构最优配置。三是技能型灵活用工占比逐步提升，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深入推进，技能型劳动者参与灵活就业的比例将持续提高，垂直类技能人力资源服务将迎来快速发展期。四是人力资源服务行业规范化升级，监管政策趋严将推动机构合规化运营，数字化、技能化、专业化成为行业核心竞争力，服务质量与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推动制造业灵活用工健康发展，需要兼顾企业用工灵活性与劳动者权益保障，通过制度完善、监管强化、服务优化，实现多方共赢。
一是完善适配灵活用工特点的劳动保障制度，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灵活参保机制，降低参保门槛，明确用工企业与服务机构的社保缴纳责任，建立灵活用工专属工伤保障机制，强化职业安全保护，推动社保关系跨区域顺畅转移，适配劳动力高流动特征。
二是健全灵活用工法律监管体系，明确劳务派遣、业务外包、平台用工的法律边界，清晰界定各方权利义务，严厉打击 “假外包、真派遣” 等违规行为，规范中介机构运营，建立灵活用工信息共享平台，提升监管透明度与执行力。
三是强化技能人才培养与用工需求的衔接，推动职业院校、企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深度合作，开展订单式、定向式技能培训，完善技能评价与认证体系，提升技能型灵活用工的社会认可度，建立区域性技能人才库，提高供需匹配效率。
四是优化制造业用工服务体系，建设一体化公共用工信息平台，整合招聘、求职、培训、维权等全链条服务，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加快数字化转型，发展线上灵活用工平台，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用工指导，规范灵活用工全流程。
五是平衡企业效率与劳动者权益，在保障企业用工灵活性的同时，筑牢权益保障底线，建立灵活用工薪酬指导机制，杜绝同工不同酬现象，畅通劳动者维权渠道，简化劳动争议处理流程，切实保障灵活用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制造业灵活用工是市场需求、产业转型、劳动者选择、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已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当前，制造业灵活用工正处于规模扩张与规范发展的关键节点，面临用工模式与劳动制度适配、劳动者权益保障、用工服务体系升级等核心难题，亟需通过制度创新、监管优化、服务升级，破解发展瓶颈。
未来，随着劳动制度改革持续深化、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不断升级、制造业转型步伐加快，灵活用工将逐步走向规范化、专业化、数字化发展道路，在提升企业运营效率、保障劳动者就业权益、推动制造业持续健康发展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